[科学技术]袁隆平：鲐背之年仍为“稻粱谋”

袁隆平、李碧湖(左)和尹华奇(右)在实验场

袁隆平捧着沉甸甸的稻穗，承载着他的梦想

袁隆平留言:河下乘凉梦

8月9日是袁隆平农历90岁生日。

从赤脚到田野，到穿套鞋，再到田野……时间过得真快。在他应该“养活自己”的年龄，他仍然坚持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奋斗。

自从他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以来，他的大部分生命都献给了稻田。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构想，1995年成功开发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路线...他在稻田里迈出的每一步都引领着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因为他在这个领域扮演了创始人的角色，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梦想永不停止。如今超级杂交稻在大规模示范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每公顷17吨的产量。“高产、更高的产量”是他永恒的目标，他正向每公顷18吨的目标迈进；另一方面，袁隆平正带领耐盐碱水稻研究团队攻关，8年内在盐碱地推广1亿亩耐盐碱水稻。

他的眼睛还是金杯年的稻田。远处一串串饱满的稻穗，承载着农民辛苦一年的寄托，承载着老人的梦想。

[个人档案]

袁隆平，江西德安人，1930年9月生于北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至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开发了“两系法”杂交水稻，建立了超级杂交水稻技术体系，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截至2018年，杂交水稻已在中国推广90多亿亩，总增产6000多亿公斤。袁隆平团队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1.4万多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为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供应，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改革先锋等多项国内荣誉，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以色列狼奖、美国世界粮食奖等近20项国际奖项。

为农民做实事

这是农民的义务

在中国，袁隆平应该是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年纪大了，感叹他对“解决十几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贡献；年轻人不仅经常听到老人的传说，还会制作袁隆平爷爷的系列表情包，如“让你吃得太多”，广为流传，以另类的方式向老人的贡献致敬。

前不久，袁隆平又因为“英语暴涨”而火了——袁隆平在长沙举行的中非农业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上发表了英语演讲，获得网友的好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两年前，袁隆平用英语发表了20多分钟的演讲，让#袁隆平飙英语#瞬间成为热门话题。

但他谦虚地回应道:“不懂英语的人说我英语好，我英语是破英语。”

在国际学术活动中，袁隆平经常使用英语进行交流。这和他年轻时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他上中学的时候几乎全英语学习，英语电影890%都能看懂。

他最感激的是母亲的教育启蒙。“英语启蒙只是一个方面。我妈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生活中。她教我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是说，‘你应该善良诚实。’”袁隆平说道。

袁隆平一生对农民产生了依恋和陪伴，但他不是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我的父亲袁兴烈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我的母亲华静是一所教会学校的老师。袁隆平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取名“隆平”，绰号“二毛”。根据出生证明的记载，袁隆平是由林医生接生的。

在袁隆平的童年记忆中，无论那段时间多么动荡，父母从未放弃让袁隆平的兄弟姐妹们学习的机会。

但是，父母从来没有想过会全力支持孩子上学，但是到了大学，就应该选择学农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郊游的时候看到了一片美丽的园艺田，我很喜欢。特别向往农村的美好，向往农业的欢乐。随着年龄的增长，欲望越来越强烈，学农成为人生的志向。”袁隆平回忆说:“但是我父母不同意。父亲让我学医学和理工科，母亲说学农业很辛苦，要当农民，等等。我和我妈争论学农业的重要性，说以后我也会有个园艺领域，有园艺音乐。”

父母终于尊重了孩子的选择。

袁隆平如愿以偿，进了农学馆。在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学了四年遗传育种，感觉肩上很重。“看到当时农村的贫穷落后，我有点雄心壮志，决心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觉得农民应该有这个义务。”袁隆平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生物学家米楚林和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是一个权威论断。所谓无性杂交，是指两个遗传上不同的品种之间通过嫁接和胚接的方式交换塑性物质，从而创造出一个新品种。它否认“基因”的存在。

起初，袁隆平是走这条路的。他试图把光合作用强、产淀粉多的月光花嫁给红薯，希望能增加红薯的产量。第一年，他“大获成功”，挖出了一个上面有种子的大红薯。然而第二年，种子播下，却只有月光花生长，地上没有红薯的影子。怎么回事？袁隆平对植物的无性有着深深的怀疑。“这种方法不能改变作物的遗传力，植物也是有性别的。”。

1957年，袁隆平在《参考新闻》(Reference News)上看到，对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意识到现代遗传学已经进入分子水平。从1958年开始，袁隆平逐渐接受和认可孟德尔的遗传学，认识到基因理论和染色体理论在改良品种中的重要性。

当时，袁隆平下定决心解决粮食增产问题，防止人民挨饿。

其他人努力学习

他一心想着不孕不育

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农民在农村实习时简单的一句话:“袁先生，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多好！”

毕业后，袁隆平进入安江农业学校，开始了长达18年的教学生涯。

水稻是中国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增产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改良品种最重要。有一天，袁隆平去学校的试验田选种，发现了一株优良的稻种，8寸长的耳朵像瀑布一样垂下来。他算了一下，如果用作种子，每亩水稻产量可能达到1000斤，而当时的高产水稻只有5600斤。第二年春天，他播种了种子，种植了1000多种植物。他每天都跑去精心管理他们，“看饭看成龙”。

打头后，他很无奈。早晚抽穗不同，水稻植株高度不均匀。他失望地坐在山脊上。看着高低不平的水稻植株，他突然得到启示:水稻是自花授粉，纯品种不会分离，高低不平的分离比例正好是3比1，符合遗传分离规律。找到天然杂交水稻了吗？如果是这样，可以人工利用杂种优势培育杂交水稻。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育种界的权威观点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退化，所以杂交不存在显性。

袁隆平再次怀疑权威，他也提出了质疑。

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想法，袁隆平说:“我是安江农校一所普通中等农业学校的老师，老一辈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自花授粉水稻没有杂种优势，所以压力很大。但是我对水稻的杂种优势有信心。首先，这是我从事实中发现的；其次，虽然书上说水稻杂交没有优势，但我觉得它的理论基础有问题。既然杂种优势是生物世界的普遍规律，水稻也不会例外，这种优势肯定会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大方向是正确的。通过努力，即使有挫折，也不能轻易放弃，最终可以到达光明的彼岸。”

根据天然杂交水稻，袁隆平认为一定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水稻植株，雄蕊退化无法受精，但雌蕊正常。要想人工培育杂交水稻，首先要培育出这种雄性不育水稻的种子，它能与正常显性常规水稻授粉，产生大规模的杂交水稻种子。

他构思了三系法的技术路线: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用于不育系的连续繁殖；再次选育恢复系，恢复不育系的育性，产生杂种优势，达到增产的效果。

于是，袁隆平开始寻找花药开裂的天然雄性不育植物。他早上早饭后去田里，带了一个水壶和两个馒头，到下午4点左右才回来。六七月是最热的时候，也是水稻开花、发现雄蕊异常的最佳时期。每天，他在千千走进成千上万的稻穗，大海捞针。上面阳光灿烂，很热；下面赤脚，踩在水面上。在困难的条件下，他患有严重的胃肠疾病和胃痛，所以他用一只手压住疼痛，用另一只手打开稻穗仔细观察。

日复一日，没有收获，但袁隆平总是看好明天。在寻找的第14天，用放大镜观察了14万个稻穗后，从洞庭早籼稻品种中发现了第一个雄性不育株。

经过反复试验，他整理了初步的研究成果，撰写了《水稻雄性不育》一文，在历史上第一次揭开了水稻“病态”雄性不育的神秘面纱，正式提出了利用三系配套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思路和思路。

1966年2月，这篇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上。杂志在“文革”期间停刊，《男性不育的大米》上了《科学通讯》的末班车。国家科委第九局局长赵石英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义。他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发函支持相关研究。一篇论文救了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避免了当时研究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后果。

《两个梦》

从三系、二系到一系

“搞科研，在这条路不通的情况下，学会考虑走另一条路是很重要的。”袁隆平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1964-1969年，袁隆平进行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但结果不到100%不育，理想的不育系培育进展不大。袁隆平琢磨了一下问题，发现这几年的实验材料都是全国各地栽培的水稻。如果我们拉开距离去找野生稻呢？

此时袁隆平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每年秋冬去海南南繁基地。1970年，海南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冯克山和袁隆平的学生李碧湖在一片长满野生稻的水坑沼泽中发现了一种“异常”植物，这种植物生长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花粉败育。

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他只是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开启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突破口。第二年，袁隆平惊喜地发现，“野败”可以保持雄性不育。1972年，该团队种植了数万株植物，都是雄性不育植物。袁隆平终于看到了曙光。

1973年，“南油1号”在袁隆平育成，分别在湖南和广西试种。次年喜讯频频传出，平均亩产超过500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中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虽然三线法的成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袁隆平知道，育种要想在产量和优势利用上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突破三线法的框架。1986年，他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策略——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从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再到水稻与其他物种间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程序简化，效率越来越高。

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育种战略设想。直到今天，他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20世纪80年代，水稻光周期敏感核雄性不育被发现。袁隆平认为，这一特性的发现为“两系法”提供了可能性——它可以在夏季长日照条件下用于制种，春秋两季可自行繁殖，一系两用，省略了保持系。

在两个系统方法的研究开始后，测试随之而来。那一年，夏季异常低迷，很多已经鉴定为不育的材料变成了可育材料，于是研究陷入低谷，很多人放弃了。

“做研究不要怕失败，怕失败也不要做研究。怎么会有这么一帆风顺？”袁隆平和协作组的重要成员没有动摇。经过冷静分析，他发现除了光的长短，温度也是关键因素。所以他调整了育种策略，从1986年到1995年，和三线法一样，用了同样的九年时间，双线法才成功。但是，如果三系法是“经典法”，那么二系法就是“中国原创”。

袁隆平和他的团队还在探索一系列的方法。他认为，一系法很难用常规手段完成，必须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从野生植物中克隆基因并导入水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不是不可能。

有人喜欢说“杂交水稻不好”。对此，袁隆平坚信，产量和质量不是一对矛盾，但可以统一，但很难。“日本稻米协会会长说，我们的超级稻米质量可以与‘岳光’媲美，但产量是它的两倍。”然而，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永远不要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换取高质量。

关于他在杂交水稻领域的贡献，袁隆平谦虚地说:“虽然我在中国率先发展杂交水稻，但我认为我只是做了一些工作。我刚学杂交水稻的时候，就是想找一个好品种，能增产粮食。现在，杂交水稻能以这种方式造福人类，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也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袁隆平于2015年离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后，现为该中心研究员，继续指导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谈到接班人问题，他说现在精力不够，很“封闭”。他以前培养过20多名博士生。“我要培养研究生，看这个人的科研素质，看他愿不愿意去实地，逆着太阳，涉水过泥，去实地，去实践真知识。每天把脚放在稻田里，去了解水稻，熟悉它们的‘脾气’，去鉴别品种，就像区分孩子和其他家庭一样。”袁隆平说。

采访结束时，袁隆平再次谈到了他的两个梦想——一个是在草地上乘凉的梦想，一个是用杂交水稻覆盖全世界的梦想。至于前者，他曾经梦想过，实验田里的超级杂交稻比高粱还高，耳朵跟扫帚一样长，谷粒跟花生一样大，于是他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目前超级稻正在向高产冲刺。后一种情况，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杂交水稻试验，10多个国家实现了杂交水稻大规模种植，年种植面积700万公顷，一般比当地水稻高20%以上。

现在，两个梦想都在追求。祝袁隆平早日入梦。

记者笔记

别忘了食品安全

在采访中，很多时候，袁隆平是一个善良风趣的爷爷。他有“三不”——他不喜欢礼仪，不喜欢拘谨，不想严肃。当有人夸他是“国宝”时，他会马上开玩笑:“国宝就是熊猫，我变成动物就麻烦了。”

但是，当话题进入为什么我们一直追求高产，谈到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是否过度时，老人突然收起笑容，严肃地说:“中国粮食不够吃。”这句话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很多次，也说过几十年，但他还是很担心:“很多人说中国有足够的粮食吃。不对！中国有十几亿人想吃饭，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粮食过剩；相反，如果你想进口一部分，如果你过于依赖国际市场，你就会受制于人。”

食物永远是战略物资。多食不怕。少了怎么办？粮食安全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人口在增加，但有限的耕地在缩小。我们做什么呢关于水稻，袁隆平思考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即发展高产水稻，如超级杂交稻；第二个方向是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这是以开发盐碱地为目标的耐盐碱水稻研究的重点。

他一直关心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他清楚地记得，超级杂交水稻被接受的时候，有个农民跑过来说:“我种了一辈子水稻，从来没有这么高产过。我非常感谢你。但是，我们也有委屈。你们增加了大米产量，但是大米价格下降了，我们还是不赚钱。”

他希望全社会都重视粮食生产，国家保证一系列惠农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这是让农民获得利益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