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病媒生物防治专家汪诚信：与老鼠“结缘”64年

到2019年，王成信已经和老鼠打交道64年了。回顾甲子的“打老鼠”之路，他说:“杀老鼠，一定要能站得住方向，能站得住困难，能站得住寂寞，能站得住寒冷。”

亲和力:“斜坡变成黑色”

“缘分”——药学院药物化学系毕业的本科生为什么要和老鼠打交道一辈子？盛年的王成信用这两个字给出了答案。早在2009年，他就把自己的第二本选集命名为《我注定是老鼠》，以纪念这段难忘的时光。

60多年的“斗鼠”故事，偶然起源。王成信出生于江西省贵溪县。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想让他追随父亲的脚步，但他想学工程。最后我妥协了，报了医学院的药物化学专业。

王成信1955年，王成信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物化学系。虽然他决定“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但分发名单公布的时候，得知自己被分配到长春市鼠疫防治所后，他不知所措。对于自己的专业是对是错，去了能做什么，发展前景如何，我很茫然。直到报到我才知道有原因。

鼠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建国初期，鼠疫疫情尚未扑灭，对健康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防控任务极其紧迫。在世界范围内，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全球性的鼠疫流行，其中一次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鼠疫疫情一度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保护人民健康，要控制鼠疫，要控制鼠疫，要杀老鼠，要用杀鼠剂，要用杀鼠剂，要懂毒品的人。鼠疫防控和懂医学的人就这样连在了一起。

但问题随之而来。"我学的是治疗疾病的合成药物，但这里我用的是致命药物."起初，王成信的内心是矛盾的。但转念一想，他不可能是个逃兵。他没有改行，让别人改行。“操！”下定决心，他就再也不走了。

中间是没有机会改行的。1956年，解放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第一次大张旗鼓地推行，大学毕业生学而不用的现象在媒体上被揭露和批评。与此同时，《健康新闻》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药学毕业生分配不当。本文引用的第一个例子是王成信。《健康新闻》是卫生部的官方报纸，它的观点很有分量。疾病预防控制所的领导在报纸上报道后，准备批准他的调动。没想到，王成信交的不是转学报告，而是他爱人转学长春的申请。“我当时就已经进入角色，意识到灭鼠工作的重要性，意识到无论什么专业毕业，都要转行灭鼠。既然离开了，还是需要人转行。不如我‘来了就安全’挑起这个担子。”

1957年，王成信随长春鼠疫防治所加入卫生部北京流行病学研究所。研究所理化室缺人，领导找他咨询要不要复工。知道理化室主要是实验室工作，不需要去现场，王成信选择了医用昆虫室。

1970年，经过八个多月的“五·七”干校生活，王成信在办公室业务人员重新分配时回到了办公室。深陷“杀鼠”泥潭的王成信，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走向坡道上的黑色”。

在很多人眼里，杀鼠翻腾出“鼠药”是一件不值钱的事情，要么浑浑噩噩的混日子，要么束手无策。啮齿动物控制作为一门学科，并不是一个热门话题，被忽视，坚持学习的人也很少。然而，王成信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了60多年。王成信说会有困惑和损失，但他从不后悔。

学鼠标，去现场

下定决心杀老鼠不容易，半路出家的王成信也不容易。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王成信决定“向老鼠学习”。

在青海省门源鼠疫疫区(图左二为王成信)开展了调查工作

王成信第一次在草原疫区找到一个大柳条筐，把它倒放在离洞口不远的草地上。一大早，老鼠还没出洞，就进去从篮子的缝隙里往外看了五六个小时。“这个方法很蠢，但很聪明。花栗鼠在半小时内适应了巨大的柳条筐，动作如常。”。通过这个愚蠢的方法，他了解了不同松鼠对捕鼠器和毒饵的反应，以及不同食物的喂食情况。

在他工作的前10年里，除了大鼠、小鼠、兔子等实验动物外，王成信还接触过褐家鼠、黄胸鼠、达乌尔仓鼠、喜马拉雅旱獭、黑线姬鼠、仓鼠、背条仓鼠、五趾跳鼠、三趾跳鼠、草原鼢鼠等。考点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北京、云南、河北；鼠密度调查方法有鼠夹法、弓夹法、鼠笼法、堵洞挖法、线法等。接触过的杀鼠剂有碳酸钡、亚砷酸、安托万、扑草净、磷化锌、黄磷等。前后测试了数千种药物。

"在参加工作前的20年里，野外工作主要靠两条腿."王成信回忆说:首先，为了测量距离和面积，走标准步，每小时走6公里，每135步走100米。草原上的电线杆，每50米一根，是练习走路的绝佳标尺。第二，在草原上用毒饵杀鼠，拉网前进，人与人的距离为5-10米，每日行程25-30公里。走路是基本功。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开始在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开展大规模灭鼠活动。1966年，王成信到内蒙古红星牧场进行灭鼠试点，并担任灭鼠队队长。他带领20名民工在4000公顷的土地上来回奔波，猎杀地松鼠。目标是100天内选择10公顷不超过一只老鼠，也就是说150亩地只能有一只老鼠，其中两只不合格，必须返工。“那时候除了风雨，大家每天都在工作，每四周就会穿出一双解放鞋。”努力有回报，最后老鼠密度降低，从而达到设定的目标。

由于工作关系，王成信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多次去青藏高原，有几次去了半年。在青藏高原，晚上呆在帐篷里，春天外面零下10度，帐篷里零下9度。天太冷了，我不得不在被子上压点东西。1967年的中秋之夜，大雪甚至把帐篷塌在了他的被子上。

常年旅游，生活条件艰苦是常事。在宁夏有一年，每顿饭都是用盐水浸泡，没有一滴油，以至于王成信看到韭菜很久就生病了。粮食有细沙，主食咬不到最后，稍一咬就会咽下去。吃米饭里的苍蝇，挑出来扔掉，然后照常吃。

露宿街头，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和意外:狼、毒蛇、水蛭和王成信都曾面对面见过。骑马遇见3次，徒步遇见5次。王成信有很多对付狼的经验:“狼很聪明，看到你有铲子，离你100米远；看到你空的手，离你50米远。你进入它并撤退，你跟随它并保持安全距离。只要你心平气和，一只狼都没有问题。”在云南疫区，毒蛇屡见不鲜。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被子上爬着一个一米多长的蛇盘。被水蛭入侵不下20次。“只是点血，没什么。”王成信笑着说道。

“去过大部分疫区，体验过白风的锻炼，体验过落马翻车的滋味。”王成信回忆说，他在马背上摔了二三十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左臂骨折；青海湖边，卡车被翻到了沟里，还好没什么大问题；天津郊区的车滑进沟里撞到了树上。其他人还好，但车坏了。“简而言之，生命伟大，危险得救。”王成信说。

三个愿望

经过反复探索和研究，王成信在生态、传染病媒介和宿主的防控方法和策略等研究领域迅速脱颖而出，在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宿主和居住区的灭鼠工作上有较高造诣，使灭鼠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从1985年至今，他发起并建立的全国家鼠监测网，在我国家鼠防控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王成信致力于创建灭鼠先进城市和单位的活动，在全国20多个城市、机场和港口担任技术顾问，大力推动与农林交通部门的合作，热情提供技术咨询和人员培训。

搞鼠患是个小课题，人才特别匮乏。王成信不遗余力地精心培养年轻人。他与中国预防医学协会媒介生物学与控制分会主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刘启勇有着30年的师生友谊。刘启勇说:“王老对年轻人特别信任，给他们机会。他平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话，都是实打实的支持。”

刘启勇还清楚地记得，他刚刚工作，赶上了新落成的中日友好医院。“你放心，我会给你出难题的。”王成信推荐他时说道。最终刘启勇不负众望，把工作完成的很漂亮，得到了卫生部领导的好评。“从那以后，我对这个专业变得更有激情，觉得自己有价值，有成就感，人也变得更自信，更大胆。”刘启勇回忆道。还有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捕鼠设备效果评价的文章，向王成信请教。他没想到的是，王成信在春节期间逐字修改了他的论文。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后，刘启勇受到鼓励，有了读研的想法。后来，他成功地获得了王成信的在职研究生。“老师特别注重细节，以身作则。他经常说，离开现场去搞公共卫生是不可能的，不能光靠书本。”刘启勇说，他老师最大的影响就是一定要下现场。王成信亲自联系他选择自己的研究生课题和内蒙古包头的研究地点。

病媒生物防控需要完善的网络，基层网络薄弱，公共卫生工作难以实施。没有完善的监控网络，信息和数据得不到及时反馈，难以做出准确的决策。在刘启勇眼里，王成信有战略眼光，非常重视人才和制度能力建设。他主持了几次灭鼠培训班，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验，为我国灭鼠基层输送了大量应用型人才。

为了与老鼠“战斗到底”，帮助开展灭鼠工作，王成信有三个愿望:办一次校会，办一份杂志，出版一部专著。

香港无鼠鉴定专家学术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病虫害防治工作刚刚起步。王成信偶尔参加社会活动，如流行病学学会、动物学会和植物保护学会。在王成信及相关专家的积极努力下，中国预防医学协会媒介生物学与控制分会于1989年2月成立，是中国预防医学协会首批五个分会之一。王成信再次当选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分支机构的主席；1992年，中国鼠害防治协会成立，王成信任副会长。一个专业从零开始成长，王成信为学科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专业杂志建立的背后，王成信的不懈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1984年，在一次出差中，他碰巧坐在河北省主管文化、教育和卫生的副省长高占祥的对面。在谈话中，王成信谈到了序列号很紧，这使得很难建立一个与啮齿动物控制有关的专业期刊。“杀老鼠很重要。”副省长高听后立即表态，可以去河北省申报杂志序号。1985年创办《中国鼠控杂志》(后扩充为《中国媒介生物学与控制杂志》)。从此，灭鼠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交流和发表的文章。

王成信写了不止一本书。1981年，《鼠害防治概论》成为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鼠害防治专著，此后多次重印，被业界视为标准。早在1959年，王成信就接受了给全国流行病学家培训班讲课的任务，在业余时间编辑了《灭鼠讲义》，边讲边修改。整本书涵盖了灭鼠的各个方面。他多年来的巨大投入和奉献背后，是细致的野外实验、丰富的数据和深入细致的研究。

1983年，为了适应灭鼠知识普及的需要，王成信还写了《鼠与鼠害防治》。这本77页的小册子既科学又可读。全书分为几十个相对独立的小项目，每一个都可以通过黑板报来发布，深受基层读者的喜爱。这是由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树泽在《北京晚报》上介绍的。《药物灭鼠》、《灭鼠技术与策略》、《家庭防虫灭鼠》、《家庭卫生中的害虫防治》……从学术著作到科普读物，100多万字的专著和著作，是王成信几十年“打老鼠”的精华。

敢于直言，勇于承担责任

1994年和1995年，“秋鼠药案”连续两年被国家评为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科学》等数百家国内媒体和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纷纷报道此事。作为一个重要的聚会，王成信又出名了。

20世纪80年代末，被各种媒体广泛宣传的邱老鼠药，是河北无极县邱满墩发明的，声称能“杀死雄性大鼠和雌性大鼠”。老鼠吃了药十分钟就死了，效果极好，所以很受追捧。

灭鼠药实际上使用的是氟乙酰胺和毒鼠强这两种强力灭鼠药，不仅价格便宜，见效快，而且符合群众要求老鼠服药后要“三步倒”，但从科学灭鼠的角度来看并不可取，而且对人、畜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王成信向中央领导提出建议，并召开了全国灭鼠技术研讨会。会议讨论分析认为，秋灭鼠剂中的引诱剂有待改进，含有剧毒的氟乙酰胺不能使用。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灭鼠剂管理条例。

但会后，媒体对邱灭鼠剂的宣传并未减弱。1992年，王成信和四位科学家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新闻媒体科学地宣传灭鼠。文章发表后，邱的杀鼠剂生产者以“名誉侵权申诉”向法院起诉专家，被列为第一被告。

没想到，王成信等人输掉了这场审判。为了维护科学权威，王成信等人承受巨大压力，积极呼吁。与此同时，近400名CPPCC成员分别多次提出建议，许多学术专家也坦率地支持了五位科学家。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持续了两年半。最后，王成信等人赢得了二审。1995年，国务院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和销毁秋的老鼠药，并查封了秋的老鼠药厂。2004年，毒鼠强在全国范围内被禁止。

时任党委书记、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高振宁在1995年为《邱鼠害案例集》作序时写道:“等五位专家，数十年来一直从事鼠害研究和防治工作，为我国鼠害防治工作贡献了青春、智慧和才华。在两年半的试验过程中，通过各种新闻媒体的广泛介绍和传播，在我国城乡广大人民群众中，为维护科学尊严、普及灭鼠科技知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意料之外的，其意义远远超过一场官司的输赢。这是王成信等五位专家对我国灭鼠工作的又一新的重要贡献。”

邱鼠药案总结会于1995年3月29日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召开

1991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受卫生部委托，王成信率防汛防病调查组对苏南灾区进行了检查，并对当地的灾后处理提出了建议。出发前，卫生部明确表示，中央政府已经准备好飞机和药品，在洪灾区扑杀昆虫。调查组到达现场后，应尽快给出反馈，以便调度飞机。到达现场调查后，王成信一行认为当地的防控措施是有效的，没有飞机喷洒药物。“有责任就不能推卸。”作为第一责任人，王成信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年底，王成信和他的团队实际上提出了不派飞机的建议，这不仅节省了费用，而且减少了污染。他被评为全国救灾防病先进个人。

退休后，王成信经常被邀请在会议上发言。他讲的更多的是思考和反思。“成绩越多，越需要总结。看看什么是大成就中的小进步。”“提醒大家，补个漏。”。前不久，我看到一些企业推出“四害”家庭套餐，他提出了反对意见。“没有人有可能拥有所有的‘四害’，不应该捆绑在一起。”

在86岁老人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更重要的了。"我希望我能成为一只小红烛，照亮前方的路."王成信说他年老体弱，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只能做力所能及的小事。“但在他的一生中，他可以看到国家的快速发展，人才辈出。在专业论文的引用文献中，逐渐看不到自己的文章，说明接班人已经超越，学科和行业在快速前进。我应该为我的落后感到骄傲。”王成信说。(本文由中国预防医学会提供)

人物传记:

王成信，男，中国著名病媒生物控制专家，啮齿动物控制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一生从事灭鼠方法和策略的研究，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和评价方法及标准；在组织全国科研合作、倡导建立先进灭鼠单位、宣传城市灭鼠安全和科学灭鼠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11月，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救灾防病先进个人王成信同志颁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5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颁发证书，王成信同志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