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屠呦呦： 一提青蒿素眼睛就亮

视觉中国
虽然获得了四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屠呦呦依然保持低调，顽固地“抗拒”外界的关注，依然不习惯成为关注的中心。她一生都非常专注于青蒿素，她一直想的就是青蒿素。

光荣的70年斗争，新时代——共和国的荣誉

“这么重要的荣誉，我有资格吗？组织同意吗？”在公布共和国勋章候选人之前，屠呦呦对前来征求意见的选拔小组的回应是反复确认这些问题。

她总是说，感谢党和国家给了她这么大的荣誉。虽然获得了四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名字也几乎家喻户晓，但屠呦呦依然保持低调，固执地“抗拒”外界的关注，依然不习惯成为关注的中心。

屠呦呦一直想的是青蒿素。

四年前，当“全世界都是屠呦呦”的时候，她对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张伯丽说的话是:“院长，请住手。我不愿意在这些场合做事情。是时候谈谈青蒿素的具体问题了。”

只要国家有使命，丢下孩子走人

屠呦呦一直在处理青蒿素的具体问题。

1969年初，年仅38多岁的屠呦呦在卫生部中医研究所(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了近14年。她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同年在中医学院工作，后参加卫生部中医学院委托的“西医学中医班”，学习两年半。

那年1月21日，屠呦呦得知了国家大型协作项目“523”任务，她的科研生活迎来了转机。“523”任务是援外战备的紧急军事项目，是一个庞大的秘密科研项目，覆盖疟疾防治的各个领域。

抗疟药的研发正在与疟原虫的杀灭速度赛跑。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所原所长蒋表示，屠呦呦被委以重任，是因为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科研能力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

“参与如此重要的项目并不容易。她有很强的责任感。”与屠呦呦共事几十年的同事、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廖龙符说。

人们常说，好奇心是科学家学习的第一推动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支撑屠呦呦坚持的是“责任”和“责任”。屠呦呦经常提到的是国家培养了她，她要为国家做点什么。“国家给你任务的时候，努力工作，完成任务。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

接过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药方，拜访老中医，逐字抄录了可获得的中医信息。课题组在收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多种内外方剂的基础上，编制了《疟疾单方集》，主要由640种中药组成。正是对这些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奠定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

我经受住了190次失败，制成了一种试验药物“小白鼠”

到1971年9月初，课题组已经筛选了100多种中药的水和醇提取物的200多个样品，但结果令人失望。

反复受挫，课题组面临困难。“我也怀疑我的道路是否正确，但我不想放弃。”屠呦呦回忆道。

再埋头看医学书！

从《神农本草经》到《生肌通志》再到《温病条辨》...最后，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黄花蒿抗疟记载跳出来，给了在黑暗中摸索的课题组一抹光亮——“黄花蒿持，沾水二升，取汁。”

古人为什么要用“绞汁”？加热是否破坏了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提取青蒿。“当时制药公司都倒闭了，只能用本地的方法。我们买了黄花蒿，先泡好，然后把叶子包好，用乙醚泡好。直到191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活性成分。”屠呦呦说。

实验过程复杂而漫长。1971年10月4日，190次失败后，191号黄花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药物实验的最终结果出来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1972年3月8日，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疟疾防治组代表，在国家“523”办公室主办的南京中医药专业组会议上作了报告。她报道黄花蒿乙醚中性粗提物对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达到100%。

汇报结束后，“523”办公室问，“今年一定要去海南看看临床效果。”。

当时药厂停了，课题组只能通过局部方法启动项目，制备大量青蒿醚提取物。他们用七个大水箱来代替实验室里的传统提取容器。当时设备差，没有通风系统，没有实验保护。屠呦呦在实验室泡了一天，回到家就有酒味，得了中毒性肝炎。

但是困难还是有的。在单个动物的病理切片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可疑的药物毒副作用。药理学家坚持认为，药物的毒理学和毒性不完全清楚，临床条件不够。

“当时我很着急。”疟疾是一种传染病，是季节性的。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还需要一年。于是，屠呦呦干脆向领导提交了自愿药检报告。“我是组长，我有责任先试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入住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第一批进行人体毒性试验的“小鼠”。之后科研组在中医所增加了5例人体试验增加剂量，受试者情况良好，无明显毒副作用。

然后，屠呦呦等人前往海南昌江地区进行临床验证。结果表明，该药对当地、低疟区和外来人员的间日疟和恶性疟均有一定疗效，尤其对11例间日疟患者有效率达100%。

后来，屠呦呦课题组成员钟玉荣在同事倪牧云工作的基础上，分离出一种具有抗疟药作用的有效单体。

采访可以藏也可以藏，只有青蒿素特别持久

其实在漫长的抗疟战争中，国内很多科研机构一直在通力合作。1978年在扬州召开青蒿素鉴定会议时，有6个主要研究单位和39个主要合作单位，10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些单位临床验证黄花蒿制剂和青蒿素制剂6500余例。

青蒿素抗疟药是国家制度的果实，是集体主义的结晶，是自主创新的杰作。屠呦呦经常强调，荣誉属于科研团队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

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后，老人的宁静生活一度被打破。她可以躲避现场的东西。2015年12月，屠呦呦赴瑞典领奖前，该单位曾在机场贵宾室组织媒体团参观。但是屠呦呦一直没有出现——她是通过其他渠道上飞机的。

是不是高冷？熟悉她的人都说这是误会，其实老太太害羞脸皮薄。

但屠呦呦却无法回避自己真正热爱的科研和青蒿素事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原司长曹洪欣表示，屠呦呦谈的不是“现场”，也就是直截了当，“是年轻人和老年人拍桌子的性格”。每次开会，屠呦呦从来不说“这个好”或者“那个好”，只是尖锐地指出问题。“持久性，尤其是青蒿素。她这辈子一直在做青蒿素，说青蒿素的时候眼睛都亮了。”曹洪欣回忆道。

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89岁的屠呦呦还在做研究——她负责把握青蒿素研究中心的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问题。现在，屠呦呦的团队在“抗疟机制研究”、“耐药原因”、“治疗方法调整”等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

今年8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科技园一期工程青蒿素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兴举行奠基仪式。屠呦呦在这里写了几本书，看了，是一个现代中医科研平台。完成后将对屠呦呦团队有所帮助，为进一步研究青蒿素的药用价值提供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