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最高科技奖得主侯云德：“火山口”上的守护者

从2003年非典来袭时的“非”之谈，到2009年人类流感的第一次成功干预，是另一位2017年国家科技奖获得者侯云德院士，领导了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立。侯老一生都在与各种剧毒病毒作斗争，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进行了望、决断和守护，为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构筑坚实的堡垒。

作为全国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技术大师，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侯云德最难忘的事情。当时中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还很薄弱，非典来袭，卫生部门束手无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国工程院院士、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侯云德:我是专家的头。当时我就说，早诊断早治疗没有别的办法。在孤立时期，西方认为人权受到侵犯。我说即使人权受到侵犯，个人也会遭受一点损失，但大多数人都会得救。否则会死更多的人。

侯云德吸取非典疫情的惨痛教训，依托各级卫生医疗站，带领项目团队，迅速构建了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使2009年甲型流感防控出现了漂亮的转机。

中国工程院院士、2017年国家科技奖获得者侯云德:人类历史上流感是无法干预的，也没有人干预成功。这是人类的历史，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流感到来后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别看美国，美国经济再发展也没用。

第三方评价显示，中国应对甲型流感已减少2.5亿例病例和7万例住院病例，死亡率比世界低5倍左右。侯云德提出的“早诊断早治疗”这几个字看似简单，但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防控前沿推进了多早？处理隔离需要多长时间？每一个选择都需要最科学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性疾病研究所研究员侯云德的学生段招军: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积累，因为他敢于在这项创新上做出决定。2009年A流到来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A流疫苗打两针。但是侯老师和专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做了决定，说一枪可以有效，可以瞎。然后世界上第一个A流疫苗诞生了。这种疫苗诞生后，世界卫生组织非常惊讶。经过评估，全世界所有的甲型流感在中国跟着打一针就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性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董小平:如何确定怎么打，打多少，打多少剂量，打多少次……你可以想象，如果一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疾病的传播，他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不仅仅是医生的压力，还有科学家的压力。这是一个国家的压力，甚至是承担国际义务的压力。

侯云德作为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科技项目的专职技术总工程师，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方案，围绕快速病原体识别、监测五大证候、建立网络实验室体系等任务，成功应对我国近十年重大疫情，全面提升新型突发传染病防控能力。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性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董小平:从非典后的h5n1禽流感、h7n9到“mers”、“埃博拉”，如何在我国进行全面防控、科学防控、合理防控、过度防控？谁提的建议？当然是专家组，但是最后谁能做到呢？侯小姐。他是我国许多重大流行病的决策者。他是一个指路人。他是专家委员会的主任。这个专家委员会的主任真的很差劲。他是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熄灭火山的人。

敢于眺望“火山口”，保护人民健康。侯老的勇气其实来源于多年的知识积累。60年代在苏联留学时，侯云德在研究仙台病毒方面有开拓性的成就，直接被授予副博士以外的博士学位。1962年回国后，侯云德在分子病毒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先后获得8项基因工程产品新药证书，实现了技术成果转化。特别是1982年，我国首次克隆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扰素α1b基因，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的研发。1990年，当时60多岁的侯云德完成了《分子病毒学》一书，105万字，专业跨度很大，也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分子病毒学专著。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研究所所长侯云德的学生:侯先生非常非常勤奋。他80多岁了。他通过各种渠道将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包括传染病，包括药物，包括一些前沿技术的最新进展，亲自撰写成《生物技术》的发展。然后每期都有几万字，信息量很大。从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我觉得这一辈子都会受益匪浅。

中国工程院院士、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侯云德:每两周写一次，已写555期。省级以上卫生人员无偿送给他们。作为中国公民，关心这个社会，关心其他人，也是最起码的责任。如果你学医，搞传染病，感染不是个人的事。可以传给人。传染病如果不好，可以毁灭历史上的一个国家或民族。

如今，风华正茂的侯老依然站在传染病防治的第一线，守在“火山口”上守望，虽然自己也在患癌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性疾病研究所党委书记吴:他工作很努力，但他去世时并不害怕，他也在那里工作。人为什么活着？做出贡献，就像他刚才说的。他的家国情怀不是我们一两句话能说的。他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在我眼里，他虽然很小很瘦，但其实是一个很高的科学家，也是大家。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按照现代网络上的语言，他既有诗意又有距离，还有所谓的脚踏实地的“放纵”。我觉得侯院士就是这样一个能有战略高度，脚踏实地的战术实践者，所以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