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专访院士钟南山：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

4月4日，钟南山在广州医科大学越秀校区接受了《中国纪检监察报》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网站的专访。我们的记者张锐照片

清明三天假期，84岁的钟南山一直在广州医科大学越秀校区办公室工作。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出生于南京，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办学生。17年前，非典期间，67岁的钟南山坚定地坚持了这一点；17年后，新冠肺炎爆发了肺炎疫情。84岁的他依然像钢铁战士一样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医生不是在看疾病，而是在看病人。"4月4日，钟南山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用一句直白的话表达了医生的善意和一位84岁老人对生活的理解。

去:“我去武汉心情更急。”

问:1月18日你急着去武汉。你到武汉的时候知道什么？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钟南山:1月18日下午，我参加讨论广东省抗击疫情部署的会议时，突然接到通知，当天晚上要去武汉参加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安排我当组长。第二天，我会进行讨论。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应该比较严重，去武汉的时候心情更急。

我带着一系列问题去了武汉，因为一种急性传染病一旦人传人，就会影响整个社会和经济。我在车上一直在想，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天早上开会之前，我很多在武汉临床一线工作的同学和北京派来的专家都跟我说了一些事情。结合调查了解，我有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

1月20日上午，我代表专家组汇报，我们看到的情况相当严重。肯定有两种现象，一种是人传人，一种是医护人员感染，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征兆，预示着疾病会迅速传播。

面对一种新的传染病，我们首先要考虑如何预防。对于所有的公共卫生事件，首先要在上游阻断，防止其大量扩散。当时我想的最多的是如何解决患者上游的情况，这是最大限度减少我们第一波传播的关键。

战斗:“没有什么比避免更多感染和减少死亡更重要了。”

问:如何总结两个多月在防控一线的日子？

钟南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疫情防控策略非常正确。前期实施上游拦截，切断武汉传染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防群治，后期上升到联合防控。什么是联防联控？我自己的理解是“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些在国内都是成功的。在重视医疗的同时，也要注意总结规律，比如它有什么临床特点，哪些药物可能有效，对全世界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中国疫情防控经过艰苦努力，阶段性取得重要成效，不容易。但国外疫情正在加速蔓延，我国输入疫情的压力持续加大。截至4月3日，已有700多例从国外输入病例，且仍在继续增加。因此，应及时调整和完善疫情防控策略，重点做好外部预防的导入和内部预防的反弹。所有参赛人员，只要是阳性，都必须进行检测隔离。

问:这期间你最大的个人压力是什么？

钟南山:自从当了医生，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在于病人最后是得救还是死亡。救病人，康复，什么都说；如果病人没有得救，那么我的压力最大。新冠肺炎抗击肺炎、避免更多感染和减少死亡的情况也是如此。对医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问:疫情期间，你和救援队进行了多次会诊。这种特殊的方式起到了什么作用？

钟南山:远程视频会诊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视频连接，我的团队、重症医学科和放射科的医务人员定期与广东省深圳、中山、东莞等地的重症监护室以及湖北武汉的医院联系，讨论危重患者的治疗。这种方法在非常时期和特殊条件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进展:“防控疫情，从历史情况看，还是靠疫苗。”

问:在这场科学和病毒的竞赛中，你的团队在新冠肺炎肺炎的科学治疗和药物验证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

钟南山:我们进行了氯喹和莲花清瘟胶囊的临床试验。从目前的分析结果来看，两者都有相对积极的作用。氯喹可以缩短病程，降低病毒载量。连花清瘟胶囊能明显缩短症状缓解时间。

与非典型肺炎相比，新冠肺炎肺炎的特点是小气道内粘液过多，阻碍气道通畅，易导致继发感染。我们在早期观察了部分患者氢氧混合气的治疗情况，发现氢氧混合气可以明显改善气短，可能更适合呼吸困难患者。

问:除了治疗手段，公众也普遍关注肺炎疫苗的研发，新冠肺炎。为什么这次疫苗这么受关注？

钟南山:研制疫苗很有必要。Sars-CoV-2的传染性比Sars大得多，传染系数可以达到3.5，也就是说一次传染是三次半，而sars最多是一次传染是两次，所以现在一些国家每天增加几万例确诊病例。从历史上看，流行病的预防和控制仍然依赖于疫苗。

我们知道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天花，一个是脊髓灰质炎。天花、脊髓灰质炎传染性强，死亡率20%-30%，后遗症多。记得小时候身边很多人都有麻脸，那是天花的后遗症。现在完全看不到了。这取决于疫苗。在我看来，开发新冠肺炎肺炎疫苗是非常迫切的，必须尽快推进。

科研:“基础科研要保驾护航临床”

问:你是博士，也是带领团队攻关的院士。在这次新冠肺炎肺炎的科学研究中，你们团队进行了哪些研究？

钟南山:临床治疗一定要始终放在抗击疫情的极其重要的位置，基础科研要为临床保驾护航。比如疫情爆发后，我们迅速总结了1099例病例的临床特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1000多个案例的数据，至今仍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通过研究发现，半数病例入院时没有发热，不宜以发热为唯一症状；此外，有些患者的实验室指标极高，很快就会变成重症。这些基础科学研究对全球医疗起到了非常好的指导作用，这也是目前与国外同行联系时共同关注的问题。

问:在与外国专家交流时，我们分享了哪些基础科研成果？

钟南山:在与国外同行的视频连线中，我们主要从“四早”理念、联合防控等方面分享了危重病例管理、实验室检测新技术、治疗新方法的要点。我们与美国哈佛大学初步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在新冠肺炎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和临床治疗等方面广泛合作。

家风:“我爸很少说话，他说说话要有证据。”

问:很多人想知道你成为医生是否和你的家庭环境有关。

钟南山:我觉得是。我父亲是儿科医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很多邻居晚上经常带着孩子来我家看病。吃了药，孩子恢复了，邻居也很开心，父亲也有了成就感。我妈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级护理执业医师。后来她担任华南肿瘤医院和现在的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参与了这个医院的建立。家里父母讲医学，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的兴趣。

问:父母和家庭风格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钟南山: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了。我父亲很少说话。他说他的演讲中一定有证据。1969年，我去农村参加一个医疗队看一些病人。有一次遇到一个尿血严重的孩子。大家都说这是肺结核患者，需要治疗。回家谈这个情况，父亲突然问我，你怎么知道他是肺结核？我消息灵通。因为血尿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发炎，结石，肺结核，但是你必须有证据治疗。

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话。这让我无论以后做什么都坚持说实话，实事求是。你应该相信你练习的，而不仅仅是你听到的。

问:你的家人对你的职业有什么看法？

钟南山:他们的支持是无声的，看不见的。因为我很少度周末，甚至在家，老婆说你最好的休息就是在家安安静静的坐着，自己看书。家人对我要求不高。我不想家人去旅游，但这是我欠家人的。我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家人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

我处于“张口拿食物，伸手拿衣服”的状态。我回家后有食物和良好的照顾。因为生活中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也能保证承担繁重的任务。

做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很大，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问:你曾经说过，你的医疗生涯始于35岁。为什么这么说？

钟南山:那时候孩子还小，爱人和我分开很久，照顾家人和老人都很困难，一有机会就搬回广州。为什么回来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因为之前在北京医学院从事基础研究，35岁的时候回到广州后白手起家，在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现在是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我来说非常难忘。当时我的临床知识几乎是“差之又差”，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为了第一届全运会训练了一年。回到北京医科大学后，我上了半年临床课，然后留在学校当老师。所以我之前没有做过临床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问:1979年，你去爱丁堡大学读书，就在几天前，你获得了爱丁堡杰出校友奖。留学期间有哪些让我印象深刻的事？

钟南山: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学生。我要考教育部。当时英语考了52.5分，但是那年考了45分就通过了，就出去了。

当时所有的留学生都很辛苦。坐火车去英国需要9天。为了省钱，连卫生纸和洗衣粉都带着。我们一个月只有6英镑的生活津贴，在英国理发要12英镑，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到了爱丁堡皇家医学院之后，最难的就是语言了。我以前学俄语。每天参加完查房，就去图书馆借录音听，写。如果我听不懂，我就问他们。我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来提高我的英语。

我的导师弗兰利教授以研究慢性气道疾病而闻名。我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其中三个做得不错，得到了全部门的认可。英国的一些研究思路值得借鉴。我们往往在取得一定成绩的情况下直接去做。他们要反复验证，在迈出第一步之前，绝不迈出第二步。然后就是需要相信自己的实验，不一定要相信权威。这两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直非常重视团队基本功的训练。

问:听说导师回国前试图留下。你为什么决定回国？

钟南山:后来想做哮喘方面的研究，就去伦敦深造，又待了半年。我想和伦敦的另一位教授呆在一起，他主要是看着我做好哮喘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国家太难了，给了我们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回来。学完了还要回来提高国家的科学水平。当时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

问:你经常说自己“只是个医生”。你认为医生这个职业怎么样？

钟南山: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我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或者一些科研课题，都来自于临床实践。不习惯从文学中找话题。

医生不是看疾病，而是看病人。我们经常想的是，医学上有哪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怎么解决？比如我40年前在英国和导师开始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病。当时诊断明确，但治疗落后。后来技术进步了很多，但是对病人的治疗还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我一直在想，关键在哪里？许多慢性病，如高血压，如果早期控制，不会发展成脑出血、脑梗塞。糖尿病也是如此。没有必要等到其他症状出现才诊断。血糖控制到一定程度，可以避免一些并发症。这就是战略的进步。

许多呼吸科医生不愿意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病人来的时候，呼吸困难。此时，肺部病变是不可逆的。所以2000年初，我就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不在发病初期进行干预呢？

在世界范围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只有症状出现后才进行干预。现在我们的观点变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早期没有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症状的时候，干预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应该继续走这条路。

问: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电脑和资料，你的书桌上还有一个你小时候打篮球的小雕像。80多岁还能承担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和不间断运动有关吗？

钟南山: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后来，我经常参加中学和大学的体育比赛。竞技体育的优势，一方面意味着运动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对意志品质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一切都想争上游，追求高效率。我以前跑400米，一年的成绩不可能提高两三秒。为什么不能珍惜正常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小时？所以对我来说，提高学习效率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还有一个就是合作，就像跑接力赛一样，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自1982年以来，我们学院就组建了篮球队。每个周六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玩，坚持了30多年。

身体是基础，健康需要投入。我现在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我有这个能力支撑，和体育锻炼有很大关系。这让我受益匪浅。

问:你能和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哪些书对你自己影响很大吗？

钟南山:工作之余，没有时间看小说等书，但是上中小学的时候，看了很多，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当时的我影响很大。爱国主义，我为大家，大家为我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我父亲曾经说过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东西，并不是徒劳的。

未来:“健康要落实到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各项政策中，这是关键”

问:未来，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公共卫生系统？

钟南山:非典过后，中国为及时监测可能出现的突发传染病付出了巨大努力。近年来，我们做得很好，包括有效应对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h5n1和h7n9禽流感。但是，仍然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因为预防应该放在更高的位置。中共中央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的战略，“健康”应该贯彻到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各项政策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更要注意抓上游，预防为主，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总的来说，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加强认识，组织结构需要改进。对于突发疫情，应赋予疾病控制机构更大的权力。

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里，已经爆发了三次冠状病毒感染——2003年的非典、2012年的mers和这次的新冠肺炎肺炎，这是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博弈。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使自然生态链良性运行，是非常重要的。

问:几年前，你说你有两个愿望:建立广州呼吸中心，开展自己的抗癌药物研发。请介绍这两部作品的最新进展。

钟南山: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支持下，广州呼吸中心进展顺利。有越来越多的制药和医疗器械公司与我们合作。他们看到我们正在做真正的工作，并取得了真正的成就。我们用了十年时间推进，现在平台正在加速建设，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

这个中心有四个职能，一是科研，二是人才培养，三是疑难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四是急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现在我们非常有信心把它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呼吸道疾病研究中心。

我和一位华裔美国科学家花了26年时间研发一种抗癌药物。这种药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是对某个肿瘤的简单治疗，而是多种实体肿瘤，包括肺癌、胃癌、乳腺癌、肝癌等。预计今年将获得临床批准。我在药物研发上遇到过各种困难，但我从未放弃。因为这药能让很多人受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

除了这两个愿望，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改变世界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疗策略。疾病分为一至四个阶段，目前治疗重点在第三、四阶段。在治疗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是次佳的政策。如果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早期预防上，我们可以事半功倍。特别希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能够形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治疗思路。

面试在上午10点整结束。当窗外响起警报声时，钟南山站了起来，背挺直，默默地站着。“中国的医务人员一直配得上‘白衣天使’的称号，”他说。这次全国哀悼日活动也是对死于SARS-CoV-2感染的医护人员的表彰和尊重，是对这些白人军人贡献的发自人民内心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