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曹志冬：信息化科技抗疫急先锋

“白天你可以随时来。我一直在办公室。”日前，当《科技日报》记者预约采访时，中科院自动化所副研究员曹治东兴致勃勃地说。

自1月20日以来，曹治东一直在防疫和控制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奋斗。作为新冠肺炎肺炎防控信息化班专家组成员，他的工作在快速跟踪疫情、计算SARS-CoV-2传播特征、评估疫情风险、预测疫情趋势、推断疫情后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预防和控制新疫情的关键是准确掌握敌人的情况

采访定于上午9: 30开始。记者到达时，曹治东已经工作了将近三个小时。疫情爆发后，曹治东的正常工作是早上6点到办公室，晚上10点离开。“疫情严重的时候，除了回家睡觉，基本都是在办公室处理疫情数据和建模分析。”他说。

曹治东是传染病流行研究领域的老手。10多年来，致力于研究非典、甲型流感、手足口病、季节性流感、登革热等新型传染病的疫情。新冠肺炎爆发肺炎后，他很快加入了新冠肺炎肺炎防治研究小组。

“我对传染病的信息非常敏感。我一直在密切关注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曹治东说，疫情防控的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研究病毒本身，还要准确掌握敌人的情况。他形象地说，开展应急研究，首先需要知道SARS-CoV-2是强人还是“弱鸡”。

因为sars-CoV-2和sars都是冠状病毒，所以疫情爆发的时候，管理者和普通人都在比较哪个更“毒”。sars-CoV-2比sars更具传染性吗？死亡率比非典高吗？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会超过SARS疫情吗？

曹治东认为，准确判断SARS-CoV-2的传播能力和死亡率，科学评估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潜在危害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初，我们对SARS-CoV-2传播力的判断，主要是基于1月16日至20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确诊病例数。”曹治东说。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办公室过除夕

事实上，那5天每天确诊的人数并不是特别多，1月20日确诊的不到300人。在普通人眼里，这种病毒的传播可能并不强烈，但曹治东当时就看到了潜在的危险。“尽管在那五天里确诊病例不多，但确诊患者的增加速度可谓迅猛。”他说。

有了这个判断，曹治东迅速行动起来，投身于抗击疫情的科技应急支援。1月22日，他与合作者利用疫情动力学模型，基于新冠肺炎肺炎疫情数据和京广非典疫情数据的模拟实验，发现sars-CoV-2的传播能力和整体危害性明显高于SARS。

看到这个结果，曹治东有点不安。他担心误判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因为他知道疫情动力学模型预测疫情趋势的准确性与数据量密切相关，但此时数据并不多。

曹治东不得不小心谨慎。为了严谨，他又等了两天。"接下来公布的确诊病例数与模型预测一致."这使得曹治东对自己的预测结果更有信心。

“我要报道这个发现。”使命感使曹治东下定决心。

“1月24日是除夕。那一天我印象深刻。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办公室过除夕。除夕没吃。我直到晚上12点左右才完成报告。”谈到第一份报告，曹治东仍然非常兴奋。

1月25日，除夕夜写的报告“中科院专家估计，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力将比SARS高40%左右”被正式报道。

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布预警

但报告中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观点并不相同。当时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欧美公共卫生专家的主流意见认为SARS-CoV-2中的再生数为1.4-2.5，中国专家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也认为SARS-CoV-2中的再生数仅为2.2。这意味着sars-CoV-2的传染性不如sars。

“当许多人仍然认为sars-CoV-2的传染性比sars弱时，我们的重要发现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了预警，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持。随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发现的正确性和前瞻性。”曹治东强调道。

不仅如此，1月29日和31日，曹治东及其合作者撰写了《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研究及预测分析》和《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研究及预测分析》。两份报告系统阐述了新冠肺炎肺炎的传播特点和危害潜力，科学计算了武汉关闭前的疫情规模和从武汉输入全国各地的感染病例数，判断了武汉、湖北等新冠肺炎省市肺炎疫情的态势和风险，更重要的是科学预测了新冠肺炎肺炎疫情未来的发展趋势。相关结论已被后续疫情发展所验证。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完成了73次疫情预测简报，提交了20多份专题研究报告。

今天，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全国疫情防控战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但曹治东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国外疫情正在蔓延。“我得根据国外疫情的动态风险变化及时做出估计。并对形势进行判断，密切监测和分析我国疫情反弹的各种迹象和潜在影响因素，撰写各种专题研究报告，为国务院和科技部疫情应急工作组的联合防控机制提供决策支持。”曹治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