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从克隆猴的成功谈中国创新

嘉禾鹏

克隆猴子诞生的消息让媒体趋之若鹜，可爱的“中国-中国”和“花花”不停的刷屏，让2018年的新年成为了一份创新的礼物。

这一成就反映了中国特色创新活动的深化。虽然仍然缺乏具有领先性质的原创性创新，但用外行人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有潜力获得诺贝尔奖的结果。但是，结合不断取得的成就，我们可能不得不改变——对于科学本身来说，获得诺贝尔奖一定是最重要的目标？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探索产业的创新路径。今天，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高科技产品生产国，电信设备等领域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但许多创新政策学者仍然认为我们原有的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创新与“中国-中国”和“花花”的成功诞生看似完全不同，但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一样的，中国社会对它们的影响因素也是高度相似的。

收获克隆猴子

克隆猴子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中国在科研方面的优势，即跟踪、模仿和利用后发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超越。克隆技术已经发展了20年，但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进展并不顺利。中国科学家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技术研究，突破了细胞遗传物质的植入和分离、植入卵子遗传机制的启动等重大难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突破。但不能像第一个克隆理论或皮肤细胞分离成多能干细胞那样称之为划时代的科学成就，因为它没有体现出足够的原创性。

但是这个成绩还是很让人兴奋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份工作的组长孙强博士没有海外留学或者博士后经历，甚至本科和硕士都不是985高校，但是本科是地方高校。此外，论文的主要工作是由刘真博士后组成的团队进行的。刘真跟随导师进行了体细胞克隆猴子项目，并放弃了去美国顶尖研究所的机会。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说明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技术手段已经渗透到中国科学家中许多勤奋、执着、努力的研究者身上。这是一个更值得称赞的进步。

后发优势与大国之路

在成功克隆“中国-中国”和“花花”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进一步探讨，那就是中国体制的特点决定了资本投资的优势。据介绍，对猴子克隆项目的研究持续了5年甚至更长时间，投入了一定的资金。

这与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资金使用经验形成鲜明对比。我没看见你。科学界对资金的使用有很多抱怨。对于基金的重大项目，特别是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从项目开放到申请的截止时间较短，基金的实施周期也很死板，项目费用到账较慢，之后还有很多报销限制。

面对各种困难，为什么一些需要持续多年，投入巨资的项目，依然能取得成效？

这其实是在抱怨行政官员主导的国家问题。然而，这种行政化的项目管理并不完全缺乏。首先，对于大型项目，需要对资金使用的产出有更大的把握，追踪世界先进方向无疑是最安全的。

的确，充分发挥高投入、注重过程和细节、团队合作的优势，可以取得很多成绩。这些成果并非不可能构成新的研究方向或第二次原创性创新。

大型项目跟踪研究第二个被忽视的亮点与科研分包有关。一个大项目，光靠获奖科学家的实验室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必须分包到很多子项目甚至更小的单位。这种分包过程相对于自由竞争来说，往往是承办人和用人单位相互熟悉，双方都比较清楚对方能做什么。当科学研究压力很大，不可能仓促完成任务时，这种“小作坊”的方法可能会产生新的创新。

最近有人问我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冷冻电子显微镜的开发者。史团队还能拿诺贝尔奖吗？

提问者显然熟悉清华大学石院士的蛋白质结构分析研究，并且知道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冷冻电镜。同时，我们显然知道诺贝尔奖是颁给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所以这个问题的逻辑很清楚:石的研究严重依赖于冷冻电镜，而冷冻电镜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石的研究很难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这个逻辑还有待澄清。诺贝尔奖获奖研究应该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方向性指导或者起到颠覆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史及其团队发表的许多cns(细胞、自然、科学)论文的研究仍可定义为一种跑步。然而，这样的研究不一定会被诺贝尔奖“淘汰”，因为科学进步是环环相扣的。冷冻电镜促进了蛋白质结构的分析研究，但蛋白质结构的突破和经典分析研究可能为我们理解生命世界的其他研究提供重要指导，并为新的研究方向打开大门。因此，否定史获得诺贝尔蛋白质结构分析奖的可能性是不成立的。

此外，中国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一个优势是其他大多数国家所没有的，那就是大国的大小。这个大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在领导认可的研究方向上。

工业的胜利

大国的优势可能在行业中体现的更为鲜明。当我们对中国企业缺乏原始技术的担忧和抱怨完全没有改善的时候，中国企业突然开始利用拥有许多原始技术的西方企业。最近的例子有海信合并东芝家电，比如吉利汽车合并沃尔沃，当时不看好，目前进展顺利。

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clarivateanalytics(原汤姆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知识产权与技术部门)称，除华为外，中国企业尚未上市。但相对于拥有技术而言，中国的优秀企业已经有了可以随时升级的市场和巨大的产能，尤其是在电子、通信等高科技行业。根据最近宁南山强国的著名专栏，中国企业只剩下汽车和能源行业。

从技术角度来说，宁南山柱的说法可能过于乐观。目前，中国企业的原创性不足以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但早在2011年，当时的佐治亚理工学院科技政策教授丹布雷兹尼茨(danbreznitz)在书中就提到，中国在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表现出了很强的创新能力，不需要担心原始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如今，有两种趋势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优势的增强。虽然中国还没有达到原始技术的领先水平，但已经依靠大国的优势进攻城市了。

首先，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发展，R&D越来越脱离生产。久而久之，产能的拥有者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专属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优势允许制造基地通过向内转移来抵消不断上升的成本。中国企业作为大国，在市场上有议价能力，任何一个原始技术拥有者都不可能随意定价。

第二，R&D本身不断分裂和分包。这使得中国具有市场和统一R&D能力的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并且随着资本的流动，兼并可以作为一种议价选择。

这种由大国国情决定，利用后发优势的工业技术发展路线，本质上和基础科学研究没什么区别。只是传统上基础研究更偏重于高度原创的部分，实际情况未必完全如此。

颠覆性创新，谁颠覆了？

在肯定创新成果的同时，也要仔细思考现在很多流行的表达方式，比如用“颠覆性创新”这几个字来表示中国在科技创新上“领先”。成绩是真的，但这些不能用来证明我们已经从一个跑龙套的变成了一个颠覆性的领袖。

先说工业的技术。在中国，后续仍然是压倒性的主流。只是跑步速度加快了，我们往往懒得在常规跑道上跟了。大国在生产和市场份额上的优势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

另一方面，国家的指导仍然是如何从跟随走向领先，但R&D的从跟随走向领先的创新战略，主要衡量它是否有原始创新，往往失败。具体来说，投入巨资的国家工程实验室或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成果，与企业的需求相差甚远。但幸运的是，企业的技术升级正在加速，技术地图可以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进行扩展。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领导与否并不重要。

换句话说，流行的“颠覆性创新”一词不是取代领导者原有的创新能力，而是颠覆这些原有创新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颠覆了科技政策领域专家的认知。

基础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当领导能力被视为衡量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准时，决策者实际上依赖于以下路线。cns等牛类期刊的发表记录往往是后续路线最典型的体现，但实际上，各种可能对未来科研起主导作用的研究成果都被忽略了，至少没有cns等牛类期刊的发表记录高。

在这些结果中，可能孕育出未来领导的种子。但是种子能不能生根取决于很多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整个R&D战略的设计核心是实现所谓的领先地位，那么我们无法颠覆领先地位，但我们最终会颠覆自己。

(作者是康奈尔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