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杰出女科学家张弥曼：82岁成“国民女神”

张敏满。摄影/记者董

张敏满:寻找鱼类化石的美

我们的记者/付瑶

本文首次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第848期

从巴黎回来领奖的第三天，张敏满准时出现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办公室。她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采访和活动，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3月22日，张敏曼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2018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在颁奖仪式上，她身着长裙登台，完成了整个过程，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演讲，其间法语、汉语、俄语、瑞典语自由转换，优雅的气质和幽默的语言让中国网民感到“惊艳”。大家热情地称她为“网络名人女科学家”、“中国科研玫瑰”、“真正的民族女神”。

作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隆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的最高奖项，荣誉和威望对这位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来说并不陌生。这一次，突如其来的“人气”还是让她有点不习惯。

“真是大惊喜。”她说话轻柔而缓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没什么特别的。”

但同事们都知道“张先生在国际上的名气远远大于在国内。”她毕生致力于古鱼类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获奖感言中评价道:“她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进化提供了化石证据，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张敏曼本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做科研，而不是拿奖做“网络名人”。与化石打交道一辈子，她进入了80后时代。对她来说，“退休”还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每天早上8: 30出门，9: 00到办公室，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每个假期都是她最开心的时候——大家都去度假了，她就可以更安静不受打扰地玩化石了。

“我们用剩下的鱼做鱼汤。

那个鱼汤很好吃。"

"我对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始于大约60年前."在颁奖仪式上，张敏曼回忆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那时候我的职业发展道路不是由我决定的，而是被安排的，就像古代的‘包办婚姻’。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先结婚，再谈恋爱’。”在座的外国人一听，都笑了。

张敏曼1936年出生于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一名在神经生理学方面成绩斐然的教授。受父亲的影响，张敏曼从小对生物和自然科学感兴趣，立志长大后当一名医生。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大力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急需地质人才。高中毕业时，张敏满受“地质学报国”的启发，不顾家人反对，决定报考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她刚学了一年地质学，就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

“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古生物学是干什么的。”为了国家科学发展计划的需要，同一批十几个学生被分配到不同的专业，有的学习植物，有的学习动物...在动物学家吴现文的建议下，张敏满走上了“学鱼”的道路。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为了做一篇学期论文，年轻的张敏曼去莫斯科郊外的生物实验站实习，在河边收集石化程度低的鱼类化石。在空的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用一艘船将渔网撒在莫斯科河上，然后在早上五六点收网。各种各样的鱼打了网，被收集起来，与化石进行比较，探索古代鱼和现代鱼的关系。

“除了留一些鱼比较，我们用剩下的鱼做鱼汤，很好吃。”82岁的张敏曼露出了纯真调皮的笑容。

1960年，留苏归来的张敏曼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她首先研究的是浙江的鱼类化石。如果说我们之前很好的学习了“组织布置的任务”，那么直到这时她才开始对这些古老的生物产生“恋爱”的感觉:“你看那些鱼化石，和现在的鱼差不多，但仔细看，都不一样。它们和什么鱼有关？没人知道。”为此她到处咨询专家，稍微琢磨了一下，解谜的过程越来越有趣。“这种兴趣是渐渐地，渐渐地来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说起古生物学的研究，自然就联想到沙漠戈壁和群山之间的研究者在风中睡觉的身影。这是张敏曼当时工作的常态。为了找到化石，她在一年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和地质调查队一起“外出野外”。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和其他人一样，她背着几十斤的包，爬山。每天步行20公里是惯例。为了方便，她从来不留长发。有些地方，当地村民不承认她是女人。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白天只能走在路上，晚上留在村里或者躺在荒野的地上。整天在泥里挖，蚊子、跳蚤、虫子、老鼠什么都有，让人“昼夜不稳”。但这成了张敏曼现在最怀念的一天:晚上经常被虫子打扰，但白天依然精神饱满。“大家都是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他们都可以跪下，不觉得辛苦。”

“虽然这让老师不高兴，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

在张敏曼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漫画:蓝天白云下，海风习习，穿着淡紫色旗袍和漫画版，她在沙滩上散步，手里拿着一条四条腿的怪鱼。她对鱼说:“杨，我带你去20世纪！”

这幅画是2011年一个学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画中的四条腿的鱼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杨氏鱼”。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陆生脊椎动物(即陆生四足动物)都是由水生脊椎动物——鱼类逐渐进化而来的。但四足动物的祖先是什么鱼，它们是如何从水中用鳃呼吸进化到用肺呼吸来适应陆地环境的，一直是学术界未解之谜。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瑞典古生物学家贾维克通过“连续研磨法”研究了全鳍鱼类的化石，提出全鳍鱼类中真正的掌鳍鱼类和四足动物一样，有一对与外鼻孔相通的内鼻孔，可以使空气体进入肺部。这一发现意味着鳍鱼类很可能是四足动物的祖先。在随后的几年里，古渔民们不断推导，形成了一套日益完善的理论，被视为主流权威观点。

1980年，张敏曼参观了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并带来了她和研究生于晓波在云南曲靖发现的“幼鱼”化石。在Jarvik的指导下，她开始用连续研磨的方法研究这个来自中国的早期全鳍鱼类化石。

在当时科技手段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连续研磨法”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准确掌握化石的内部结构，但也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努力:将化石密封在石膏模型中，每隔1/20 mm研磨一次，画一个剖面，研磨后再画。所有的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以此类推，直到整个化石都被磨碎。Jarvik曾经主持过两块全鳍鱼类化石的研磨研究，一个花了五年时间，一个做了二十多年。

在瑞典的那几天，张敏曼没日没夜的工作，经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幼鱼化石的绘制。总共只有2.8厘米长的化石，她画了540多幅画。

这套精美的图纸为鳍鱼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大的惊喜等待着她:在打磨和测绘的过程中，张敏满发现，杨的鱼只有一个外鼻孔，没有内鼻孔！

“一开始不信，怎么会和老师说的不一样？但后来，在看书的时候，我把标本磨出来，反复看。真的不一样。这一次非常激动人心。”张敏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老师不开心，但他还是很开心。”

是不是只有中国的鳍鱼没有内鼻孔？带着这样的疑惑，张敏曼研究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类似化石，发现它们的结构与“杨氏鱼”相似。经过进一步对比，她发现贾维克老师研究的化石中鼻孔的位置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所以他画的图有一定的“恢复”成分，不足以证明总鳍鱼确实有内鼻孔。

1982年，张敏曼正式发表此成果，并以优异成绩通过答辩，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她的发现直接动摇了“鳍鱼是四足动物的祖先”的传统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后来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脊椎动物落地过程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张敏曼和她的学生朱敏在云南曲靖发现了3.9亿年前的“肯氏鱼”化石；2004年，朱民和瑞典的合作者阿尔伯格教授发表了《自然》杂志对“肯氏鱼”的后续研究结果。他们认为，后来出土的大量化石证实，“肯氏鱼”处于从外鼻孔向内鼻孔过渡的阶段，其头部结构表明，在鳍鱼类的进化过程中，有一个上颌骨和前上颌骨分裂后重新结合，内鼻孔从外鼻孔漂移的过程。对此，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Janville博士在目前的杂志上发表评论说:“这是一个争论了几百年的问题，新的数据其实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不好意思，能再说一遍吗？”

现在回想起来，张敏曼觉得在瑞典读学位的过程对她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如何科学思考”。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切可能来得更早——早在20世纪60年代，当她被派往瑞典学习时，就已经开始研究云南早泥盆世的鳍鱼类。然而“文革”很快就开始了，她被提前召回中国。那是14年后，她44岁。

后悔错过的时间，张敏满总是拼命。1983年，她成为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作为研究所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所长，她丝毫没有让工作耽误科研:在她两届任期内，学术成就甚至超过了以前。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摆脱苏醒的孤立状态，外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生物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西方新技术、新课题、各种分支和交叉学科，这让国内许多学者感到困惑。在这样的背景下，古生物学家周明真、张敏曼、于晓波一起，开始收集和选择国外优质的论文和资料，希望将60年代中期以来盛行于西方的先进学术思想引入中国。经过几年的翻译和编纂，《分支系统学译著集》诞生了。

20世纪90年代初，周明真、张敏满等人主持编纂了《隔离与分化生物地理学译著集》，这是《分支系统学译著集》的姊妹篇。“这在目前看来似乎不多，但在当时，这两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西方的学术思想很快被运用到国内的科研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才得以弥补‘文化大革命’中的延迟。”张敏满的学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说。

朱民还参与了第二部翻译集的编写。回想起和老师一起编稿的场景，他很感动。“他们几个已经是院士了，还在做这样的具体工作，学风很严。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名词，几个老先生也会折腾很久。”

据现任所长周忠和介绍，张敏曼一直是个“学术带头人”:“如果是外国专家来研究所讲学，一般人听不懂一两句话，可能会很迷茫，过世了，但她肯定会追着问:‘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她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已经是大教授而不好意思问这些问题。"

张敏曼对学生和自己都很严格，但她不守旧，总是尽力帮助年轻一代。在采访中，周忠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自己年轻时转专业方向的经历——因为发现了两个重要的鸟类化石，本来提议转行研究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鸟类，当时很不规范，但张敏满站出来支持他。不仅如此，张敏满还主动帮他联系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为他写了一封出国深造的推荐信。

2015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周忠和应邀到母校南京大学参加本科生毕业典礼。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张敏曼:“我们研究所的张敏曼院士教我多帮助别人，她的话让我记住了。事实上，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她和研究所里的其他老先生们就一直在给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慢慢深刻地体会到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道理，并从中受益匪浅。”

时至今日，朱民早已是大名鼎鼎的古生物学家。张敏曼和几位前辈的言行至今影响了他。今年年初，他应邀为中文版《人类简史》作序。当他在稿件中发现一些技术术语的翻译错误时，他只是在春节假期在家对稿件从头到尾进行校对。“这个可能是老师传下来的:要么不做，要么做得非常严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敏曼直爽的性格和正直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最深。由于她的留学经历，她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早年与外国学者合作之初，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项研究中使用的化石是中国学者提供的，那么无论中国人是否参与了具体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列为主要作者。但是，张敏曼停止了这一“传统”，赢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重，为今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很傲慢，而且有很多得罪人的事...说她很有个性，是比较温和的表达。”苗德水在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工作，是张敏满多年的合作者。他们一起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在他眼里，张敏满无论是在领导岗位上，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从来都是“坚持原则，不露声色”；面对科技界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他们“深恶痛绝”。“至于那些亲近她的人，她就更不礼貌了，以至于她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过:虽然张老师不怎么批评我们，但有时候她随口一说就会让你觉得‘受不了’。”苗德水说。

“如果你是女人，

我已经获得了这个奖项。"

面试当天中午，张敏曼的午饭是前一天开会发的盒饭——她昨天吃了一半，剩下的刚好够再吃一顿饭。

在她生命中的第82个年头，她依然把最多的精力放在化石上，除了化石什么都不介意。每周除了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视频，看望生病的妹妹，其余时间都会出现在办公室。小时工每周回家做饭两次，每次都可以吃两三天；办公室的地板上，放着大包小包的速溶燕麦片。

张敏曼的生活并不缺乏情趣。她喜欢唱歌，几年前加入了中科院院士合唱团。然而后来因为心脏问题，“起不来了，一年多没去了。”她半开玩笑地说，她也想跳广场舞。“可惜错过了学习的年龄，现在跳不动了。”

现在，阅读已经成为她工作之外的少数休息方式之一。她读了《狼图腾》、史铁生和周·、《达芬奇密码》的英文版和的《江城》。“有些话现在想不起来了，就跳过吧。如果跳不过去，就用手机检查一下。”

从2016年被授予隆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到这次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张敏满这几年越来越忙。除了研究工作，会议，审阅手稿，写推荐信，会见老朋友...各种各样的杂事一件接一件地被发现，她慢慢地做着，"但事实上，她很焦虑。"。“如果我现在能一天工作六七个小时，我特别开心。”她叹了口气。

近年来，虽然她的工作速度比年轻时慢了很多，但她严谨认真的风格一点也没有改变。在苗德水眼里，张老师永远是“极其谦虚平等”的，连修标本、拍照、画图等辅助工作都是自己做的。他还记得，几年前，两个人一起写一篇关于吴的文学鱼的论文，为了获得更准确的实验数据，70多岁的张敏满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多次到上海，用哥哥单位的实验设备反复试验，直到得到准确、满意的结果。2008年，该论文发表在《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骨骼异常粗大的鱼类——吴的剑鱼，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青藏高原的隆升以及长期干旱的过程。

“她是胡适先生那句名言的忠实实践者:在科研上，‘有一些证据说几句话，有七个证据说八句话’。”苗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目前，张敏满正在进行中生代鲤科鱼类的喉齿研究。90年代中期，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更大的发展，她把自己一直在做的、学术含金量较高的泥盆纪鱼类研究交给了学生朱敏，转而研究中生代鱼类。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在生命进化领域，越是走到“生命之树”的基地，越是具有挑战性，但越有可能产生重量级的发现。与泥盆纪鱼类不同，中生代鱼类生活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涉及关键事件发生的时期，不容易产生结果。

张敏曼当然知道这一点，但她还是一点一点地做着:这些年来，她把自己的一些“一眼就能出结果的好化石”送给了有能力的年轻人，她拾起了这些现在谁都不想碰的“硬骨头”。在她看来，这些化石不一定能像一些化石一样发表在好的期刊上，但如果做了很长时间，积累了足够的资料，也许十几年或几十年后的某一天，以后的研究者就能从它们身上看到一些东西。“也许我看不出这件事能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总要有人来做这些积累的工作。”她说。

张敏满一生都在与化石打交道，常常以“好运”自谦。每当谈到她“为了平衡家庭和事业而做出的牺牲”时，她总会说:“在我们这一代，孩子是生下来就送给老人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没什么特别的”。

前几天，一位从事物理的老朋友发短信祝贺她获奖。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是女的，你就已经获得这个奖了。”

朱敏理解老师的紧迫感和幸福感。“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命进化的人来说，人类的生命只是整个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瞬间。古生物学作为基础科学，不会像应用科学那样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我们所做的是帮助人们了解地球的历史，为完善人类知识体系做出一点贡献。”

张敏曼享受着这样的纯净和广阔。很多时候，她不喜欢谈论自己的成就。只有当她谈到自己的研究时，她滔滔不绝，眼睛闪闪发光。那是一种简单而具体的快乐:“每一点点，都可能有一点点暗示，然后可能会往前一点点...这有点像他们(英国科学家沃森和美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更先进，但我觉得我们的也很好。”

张弥满很喜欢苏轼的诗:“门前流水尚可西，别唱白毛黄鸡。”有年轻人问她如何消除日复一日平凡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疲惫。

“我真的不知道，”张敏曼犹豫了一会儿，眼里闪过一抹老人的真诚关心和真诚困惑。“总觉得事情太多，真的没时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