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浙大郑树：“做研究就高兴”的“80后”

“郑高仁一，树树人”，这是金庸先生给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教授郑舒的题词。题词中隐藏着2019年“浙江大学优秀博士特别奖”获得者的名字，也写着她的高尚医德和非凡成就。

现在，郑叔已经88岁了。在她应该养活自己的年龄，她像往常一样坐在诊所里，把自己埋在实验室里。

郑舒1955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实用肿瘤学杂志》等十余种中英文专业杂志的主编或编委，主要从事恶性肿瘤防治研究。

向前移动时间指针。80多年前，郑叔敲开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大门。

当时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也叫广济医院。少年郑淑随母亲前来求医，看到许多病人因病挣扎，看到“白大褂”来来往往。她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伟大”，于是在心里暗暗定下志向:“当医生，救人一命。”

1949年，郑舒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之一。当时浙江大学医学院实行6年学制，学生必须在理学院生物系学习3年，然后转入医学专业进行预科和临床学习。

当时，郑舒班上的生物老师是著名的谭贾珍教授。当时谭刚从国外回来，生物教材全是英文的。“上这样的课是很训练的。”。教解剖的王中桥老师，从德国留学回来。“非常严格。他一提问，学生就必须马上回答，压力很大。”。

在努力学习的日子里，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当郑淑说起医学院女生去图书馆占地方的方式时，她笑着眯起眼睛:“我们在桌子上放了一小块人骨，特别有用。”

“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什么。”有了这个信念，郑叔学习和求知的步伐从未停止。1984年，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舒去美国留学，走遍半个世界，站在乳腺癌专家伯纳德·费舍尔(Bernard Fisher)面前，和他一起学习。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费希尔问郑叔为什么来读书。医生郑舒讲了两个案例，一个是手术后18年肿瘤复发，另一个是郑舒的好朋友。她的乳腺肿瘤占据的空间很小，但由于癌细胞的骨转移，她在短时间内死亡。郑淑告诉费希尔，她想知道为什么癌细胞“冬眠”了这么长时间后“苏醒”，以及为什么一些“小肿瘤”特别危险。

到目前为止，关于“冬眠后苏醒”和癌细胞转移的研究仍在继续。费希尔当时并没有马上回复，但渴望学习、务实的郑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手术后，郑叔的专业水准得到了费舍尔的认可，因为他帮助费舍尔准确快速的找到了手术位置。“费希尔教授告诉我，如果你需要找他，可以敲门直接进办公室。”郑叔说:“我后来才知道，很多人都怕他，只有我一个人敢直接敲门。”

20世纪70、80年代，浙江省是我国大肠癌高发地区。在乳腺癌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郑淑，被国家防癌办发现，希望能转到海宁嘉善地区死亡率极高的肠癌研究上来。郑淑40年不间断的结直肠癌“死磕”开始了。她承认肠癌的研究非常困难，因为“它在胃里，肠道的结构非常复杂。当时没有肠镜，只能找到直肠”。

研究之初，郑淑带领团队到海宁、嘉善进行大肠癌筛查。在海宁血吸虫病现场的帮助下，该小组从24万名30岁以上的人群中筛选出4000多名肠息肉高危患者，并逐一治愈。但郑淑深深知道，这个高危人群的癌症发病率非常高:“难道就这样吗？”

从此，在郑叔的带领下，海宁、嘉善两地的结直肠癌筛查和随访工作逐渐成为一个体系。该团队每2 ~ 3年对海宁筛查的高危人群进行随访，随访时间为20年。通过早期预防和治疗，海宁大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郑叔写了筛选后续结果，带着文章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经过两轮选拔，他获得了一等奖。她非常肯定这些数据的作用:“在医学研究网站上积累这样的资料是非常宝贵的。”

为了深入了解结直肠癌的病因，郑舒从1982年开始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进行为期三年的中美结直肠癌流行病学研究，获得了一份高危因素问卷。后来，郑舒的团队将问卷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量化高危因素的序贯筛选方案”。该项目为中国结直肠癌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和研究计划。

媒体报道的“红烧鱼实验”，也起源于大肠癌的流行病学研究。郑淑说，在做对比研究时，合作的美国研究人员选择炸鸡类食品进行实验，而在中国，考虑到海宁和嘉善的实际情况，她最终选择红烧鱼进行研究。

通过比较不同频率食用油炸红烧鱼人群的结直肠癌发病率，郑舒确定油炸动物脂肪蛋白是诱因。她补充说:“现在有人扩大了这个结论，说所有油炸的东西都会引起肠癌，这是不准确的。”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专注癌症的郑淑也做了一件她引以为豪的事情:推出随访卡，为建立健全的随访制度开了一个好头。

随访是肿瘤治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58年在上海留学期间，郑淑第一次看到了后续卡。“那时候还是孔卡，要在相应的位置打孔，记录患者信息。”。郑叔觉得后续卡很方便有效，就带了一张回来研究。此后，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逐步建立了随访制度，从病理切片登记到建立组织库，再到建立随访卡电子存储系统。该系统不仅有助于患者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还为癌症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患者也非常支持配合这个系统。有一次有个病人因为接不到后续电话来问郑舒。郑叔翻着复诊卡，发现病人“已经做了25年的手术，但是没有复诊的必要”。但为了让他安心，郑叔又要求医院给他挂号。

手术刀是冷的，但治愈者总有“温度”。1966年初，郑叔随医疗队下乡金华永康时，被当地医生紧急请来会诊。到了手术室，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50岁的女病人躺在手术台上，肚子很大，子宫好像连着一个肌瘤，血管很粗，医生不敢用刀。

当地医生说是切除子宫肌瘤的手术，但郑书怡发现患者体内有黄体，坚持认为患者“有子宫肌瘤和孩子”，要求停止目前的手术。最后考虑到医疗条件有限，女患者手术改为剖宫产，由郑淑和一名妇产科医生完成。

“结果手术刀下去，我看到了头发，那是个孩子。”不管事情过去了多久，郑叔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会喊得毛骨悚然。“病人大量出血。麻醉师一直喊，血压降了，最后降到零。心跳没了。我赶紧和麻醉师给她做了心肺复苏。幸好心跳渐渐恢复，所以救了两条命。”

“每次回想起来总会害怕，因为场景极其危险，既用我关于黄体的基础知识，也考验我的急救知识。做医生，一定要扎实。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经历。”郑叔说。

还有一次去农村，郑叔负责治疗一个先天性肠粘连的小女孩，但是小女孩很怕手术，经常在检查郑叔的时候假装没发病。后来，郑淑悄悄躲在病人的床后，彻底观察了她的症状，从而为她完成了手术。

回到杭州一年半后，这个小病人的母亲找到了坐在浙大二院的郑舒。原来小病人的妈妈经常路过杭州，每次来都会去医院找郑叔。找到郑淑的那天，她很开心，逼着郑淑感谢她送了一双布鞋，刚好大小合适。

郑淑记起看医生的时候，一个小病人的妈妈经常蹲在她脚边摸来摸去。当时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有拿到鞋才明白是在量。她匆匆穿过医院，想买一包糖作为回报，但当她回到医院时，病人的母亲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作为一名医学教授，郑舒不仅关心病人的健康，还关心如何给医学生一个更好的教学环境。

在经济困难时期，面对经费不足的困境，她想尽一切办法周游全国，走遍国外，提出尖端医学教材的短缺，引进生物医学工程和各种研究项目；单独拜访邵逸夫先生，说服他捐款建立邵逸夫爵士医院。

郑舒仍然记得，在他去邵逸夫的路上，有一个相当惊险的插曲。郑叔知道邵逸夫的老家在浙江宁波，临走前特意买了宁波特产芋头作为礼物。但是芋头有一个奇怪的形状，像一个矿井。当我们到达港口时，保安人员例行检查，发现了八个“类似地雷的东西”，于是他们忙着问问题。郑叔解释说是芋头，送给邵逸夫先生的礼物，就放了。

如今，郑舒被视为医学界的“常青树”。她还在带领学生做项目，还记得在费舍尔面前问的两个问题。接下来，她想继续研究导致早期结直肠癌患者死亡和晚期结直肠癌细胞肝转移的分子机制。谈到专业领域，她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侃侃谈到了这一点。她还是不忘在项目回顾中表达对年龄限制的不满:“我88岁了，还是个‘80后’，想多做点科研。”

现在的“80后”在日常生活中简单却有趣。一大早就准时去了浙大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或者去了门诊，或者讨论了多学科综合诊疗，或者沉浸在实验室研究工作中。郑淑总笑着说:“给我空的时间，让我做研究，我最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