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第27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在众多从事科普理论研究的嘉宾中格外引人注目。

其实,周忠和院士参与“科普”相关活动并不陌生。这位杰出的古生物学家还有一个身份——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席。

百度搜索周忠和,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长期从事中生代鸟类和热河生物群的研究。他发现并命名了几个中生代鸟类化石,是辽宁最早从事早期鸟类化石研究的学者之一...相关成果多次入选美国《发现》杂志年度百大科学新闻、《时代》杂志全球十大科技发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成果...

总之很厉害。

研究做得好,科普也很优秀。近年来,他写了许多科普论文,参与了《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书籍的编写,在科普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

说到“科研人员做科普”的困惑,周忠和心知肚明。他引用了之前有人总结的“四不”的尴尬:不甘心,不屑,害怕,不擅长。他认为前“三不”是认知问题,第四“不”是能力问题。

困惑确实存在,但社会需要科学家做科普。“如果科学家的声音越来越少,那么似乎理解或者伪科学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多。”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他在题为《做科普的科研人员: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的报告中,对做科普的科研人员提出了七点思考和建议。

1.不能“一刀切”

行政是一把双刃剑,不可能一刀切地制定政策:比如把科普硬性地当成所有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一定要发科普文章,不能做科普报道吗?”

周忠和说,鼓励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要从心底里觉得这样做是有益的。同时,认可这个职业的行为也不会因为科研人员做科普而被认为是“无所事事”。

2.价值导向的引导比奖励更有效

“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取向。科学界如何看待你,比科普奖更有效。”周忠和认为,重大科研项目,包括科普预算和社会影响评估,比科普奖更能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目前,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将科学传播活动视为传统研究、教学和管理之外学术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

3.科普也有知识产权问题

科普也有知识产权。周仲和说:“我有自己的感受。很少有人看一篇科普文章不挣钱。别人抄,就直接抄。”他认为一个成熟的科普市场有利于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这和科技发展是一样的。”

4.什么时候做科普,根据职业阶段来权衡

什么时候开始做科普是个问题。

“你是院士,你能做到。我路漫漫其修远兮,不能与你争。”……周忠和也听过这样的话。其实国内外都存在同样的情况。“资深科研人员对做科普的关注较少,年轻科研人员关注较多”。

国外一些机构建议先集中精力搞科研再拿终身教职。周仲和不这么认为。“如果这个年轻的研究员很有能力,研究做得漂亮,做科普就好。没有人会以不同的眼光看你。”但是对于时间有限的年轻人,他建议先把研究论文做好。

5.注意与媒体的互动

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公共性逐渐成为一个褒义词。在国外,我们会对结果的曝光和研究人员的公开性给予积极的回应。在中国,有时会说“这个人喜欢炫耀,很出名”。周忠和觉得这种文化需要逐渐改变。

他建议研究人员关注公众获取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电视和互联网),并通过这些渠道影响那些做科普或参与科学新闻写作的人。

6.发挥应急科普功能

科普也有“战时”与“平时”结合的问题。

周忠和觉得科研人员需要及时响应社会需求,以满足时效性的需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在做科普工作,他们的作用不容忽视。”

7.权威的严谨是生命线

“权威是科研人员做科普的最大优势。没有这个,负面影响会更大。”周仲和说。

另外,科学精神包括质疑,一个人不能独断专行,不留余地。谈专业之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谨慎。

(图片来自研讨会的网络直播)

标题:[科学技术]科研人员做科普,周忠和院士给出7条“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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