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美国学者：大数据研究证实武汉“封城”成效显著

人民网三藩市4月17日电(杨志红邓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流行病学数据研究显示，“封城”使武汉新冠肺炎肺炎的基本感染人数r0从2.7-4.2降至1，有效阻断了更大规模的疫情。

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r0、拐点、扁平化曲线成为大家熟悉的热门词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如何成为全球疫情数据的网络名人”“全世界有超过10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自然》杂志揭示了帝国理工学院如何预测疫情趋势。”“斯坦福教授宣称疫情很快就要结束了，没必要恐慌。”……

很少有专门的流行病学数据研究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时刻；公众很少会意识到准确理解数据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流行病学数据研究项目是怎么兴起的？数据是如何生成的？数据研究和决策是如何互动的？人民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华盛顿大学的陈映青教授和罗切斯特大学的罗杰波教授。

数据研究表明，武汉“闭城”效果显著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陈应庆教授的研究小组用统计模型分析了SARS-CoV-2在武汉的早期传播。该模型根据病毒传播的自然史和每天新增病例数，提出发病前疑似无症状传播途径。根据他们的分析，估计SARS-CoV-2早期基本感染数r0在2.7-4.2左右。但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在武汉关闭后的4-5天内，实际感染人数迅速下降到1人，证明“封城”策略有效阻断了更大的疫情。

陈应庆教授也是asa(美国统计协会)的成员，他的研究项目更多关注的是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的团队以肯雅为研究对象，收集数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艾滋病预防的影响。他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任何传染病都有全球感染的可能性。陈教授所关心的粒度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可以细化到病毒自身基因序列的进化和个体行为差异，也可以涵盖社区防疫、各国的政策影响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是动态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调整项目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向。”他说。

根据某些条件，大数据对于控制流行病非常有用。“能够及时准确地收集各种数据是有效治疗和预防的前提。”例如，陈教授说，中国的传染病数据检测系统非常发达，过去一直非常成功，特别是在2009年内蒙古爆发猪流感时。因为有效，所以早期被遏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和恐慌。“新冠肺炎的隐身术太强了。很多感染者早期没有症状，很容易导致检测系统被遗漏和被动。”他说。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借助日益增强的计算能力和算法，极大地推动了利用大数据研究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发展。传染病的预防是遏制传染病进一步传播的关键。预防措施取决于对传染病本身的认识，以便掌握、调度和实施现有的手段和资源。所以大数据研究往往可以防患于未然。

“抗击非典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全世界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将来，他们可能要努力很长时间。我相信大数据研究将继续积极推动科学决策，为人类文明战胜SARS-CoV-2做出贡献。”陈教授认为，此次肺炎疫情灾难对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路一尺高，魔一丈高。当人类防御手段加强时，病毒感染和致病能力也会加强。人类已经无法回到小国的邻国互相听闻故事的时代。要遏制病毒疫情，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与协调，重视数据收集和共享，提高公共卫生决策和疾病预防的应对能力。

大数据研究促进科学决策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罗杰波教授目前正在研究纽约和洛杉矶、华盛顿和西雅图等不同城市的公交系统对疫情传播的影响。通过比较不同城市的反应，检查公共交通系统和干预手段对疾病流行的影响，确定预防和干预的效果。

罗教授指出，在数据收集中，直接跟踪是一种好方法，问卷调查也是一种好方法。但由于各种社会心理因素的干扰，数据需要“清洗”才能相对准确。罗教授希望通过观察、间接、不干预等手段获取数据，如在Google搜索中调查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发现疾病关键词的频率，了解疫情的区域分布；在社交媒体上跟踪人们的情绪和关注的数据。这是获得更准确研究结果的一种方式。

他介绍说，大数据和流行病的学术研究项目的兴起有很多因素。根本动力来自于利用大数据研究促进社会健康的公益目的和疾病预防的意义。

事实上，没有任何机制或“文件”来保证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数据和成果能够用于决策。但他们确实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大家熟悉的疫情数据，目前引用最多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数据，华盛顿大学的疫情数据，以及以留学生和硅谷工程师为技术团队的“一亩三分地”疫情数据。这些数据因其快速的实时更新和准确的统计而被大家所信服。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U . S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疾控中心(cdc)报告，美国疫情已导致美国50个州选择在家隔离政策。但鲜为人知的是，正是加州旧金山湾区圣克拉拉县的一份独特的早期研究报告，帮助当地官员意识到危机即将到来，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防疫点，也成为美国第一个宣布紧急状态，第一个下令家庭隔离，第一个在全州“关闭”的地方。

今年2月底，在武汉市圣克拉拉县发现一名无旅游史的新冠肺炎疫情患者。根据当时的政策，任何人在武汉没有旅游史，或者与已知感染者没有确诊接触，都不能进行SARS-CoV-2检测。但是这个病人让当地人意识到，这可能是社区扩散的开始。

圣克拉拉县卫生局紧急向美国疾控中心报告，并与加州卫生部和疾控中心一起进行了小规模的流行病学监测调查。3月4日至3月15日进行的小规模研究证实了社区传播的判断。“这很重要。因为这表明这种疾病已经在社区传播，而且这种疾病的传播可能比以前知道的更广泛，”圣克拉拉县卫生副主任乔治？韩博士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作为数据，告诉我们如何向公众提出建议和下达命令。”

美国流行病学数据研究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陈映青表示，正常情况下，决策机构本身不会参与大数据研究项目的日常运营，但可以要求为项目提供数据支持、模型分析和疫情预测。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很少有直接的行政干预。有时，政府会用具体的招标来资助一些项目和科研网络。不同的研究团队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和学习。流行病学数据研究的整个生态系统是动态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流行病学数据研究向全社会开放，政府在学术研究中寻求参考和决策依据，这其实是一条长期形成的社会生态链。

所谓的国家研究机构，比如nsf(国家科学基金会)、nih(国家卫生研究院)、cdc等等，往往解决不了前沿创新的问题。罗杰波教授告诉记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等机构的科学家负责管理基金和项目。他们的研究目标不是克服本专业的顶尖问题。他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保持学术界最敏感的创新意识和动力。一旦遇到相应的问题，这些机构必须知道找谁来解决。

以不盈利为目的，参与政府招标项目也是“非主流”。项目研究经费从哪里来？陈映青教授告诉记者，该项目的资金来源很多。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该项目的主要资助机构。其他基金会，以及各种大学、科研机构、商业机构都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这类研究。

对于学者来说，只要把研究触角伸向新的领域，致力于新的研究，就会有“新的钱”(新的投入)。罗杰波教授解释说，创新和尖端的研究和探索往往有资格获得更多的资金。学术界回馈社会的主要方式包括发表论文，不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而且要提高全社会对问题的认识，促进公众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