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生物安全，中国正在筑起一道“防火墙”

西西里岛

“重大新传染病、外来物种入侵等各类生物安全风险不断增加，已发展成为危及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政治安全、生态环境、军事国防等的‘全球性’国家安全问题。”在第五届全国安全教育日之际，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伟文教授告诉《科技日报》。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从保障人民健康、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在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下，“生物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中国正在建设国家生物安全“防火墙”。

生物安全威胁离日常生活不远

生物安全无处不在。张伟文介绍:“从2003年的非典，到近十年来h1n1流感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新冠肺炎肺炎的不断爆发，表明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大规模传染病爆发进入了历史高发病期。大规模城市化、跨国人口流动、温室气候、病原体演变等内外部因素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疫情预警、监测、诊断、药物研发、病原体溯源等防控难度。”

“误用、滥用和误用新的两用生物技术的风险也在增加。”张伟文说，以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组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型两用生物技术，可以在医学、能源和环境应用方面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好处，但同时也为人工设计和改造病原体扫清了技术障碍，可以在短时间内显著增强毒素的毒性和杀伤力。此外，技术应用门槛大幅下降，加剧了误用、滥用和误用技术的可能性和隐蔽性，对生物安全监管构成重大挑战。

此外，生物实验室的潜在安全危害、外来物种入侵、国家重要遗传资源和遗传数据的损失、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都属于生物安全范畴。例如，张伟文说:“目前，中国确认的外来入侵生物多达618种，其中约50%侵犯了农业生态系统，每年给国家造成2000多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比如稻水象甲，在某些地区可以造成几乎没有水稻。超级杂草长苋的生长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完善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长效机制

针对上述威胁，张伟文建议尽快制定我国生物安全的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并从制度、组织管理、各类智库建设、国家生物安全资质实验室平台群、威胁因素分类与评估、风险筛查与预警、技术研发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战略规划。

“目前美国有15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和1300多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在国内，武汉、哈尔滨、昆明只有3个p4生物安全实验室和46个p3生物安全实验室，实力差距非常明显。”张伟文建议，国家应进一步鼓励和加快生物安全领域突破性防控创新技术的发展，积极开展生物安全检测设备及产品、疫苗和药物、防御设备的研发，组建一批生物安全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智库，重点培养具有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提升我国生物安全研究能力和技术储备。

“另外，我国生物安全立法比较零散，缺乏上位法发挥主导作用。迫切需要引入我国生物安全法，从制度顶层设计上解决这个问题。”张伟文介绍说，生物安全法草案于2019年10月21日首次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助于提高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张伟文坦言，部分生物安全技术产品仍不可自我控制，因此国家科技计划中应加强对生物安全技术研究和支持平台的布局和支持。“为了有效避免两用生物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隐患，我国还应建立从政府行政机构到学术协会、大学、研究机构乃至特定实验室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生物技术创新监管体系。”张伟文认为，这对维护生物安全也非常重要。